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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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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中华老字号博物馆的理论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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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浙江文化信息网
作者: 吕洪年 2006-05-31 14:23:11 |
在我国，一向“重农轻商”，视商为贱。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中，由于道德规范的错位与失落，商业行为的混乱和欺诈，对从商经商，创新产品，开拓市场，利国利己的商海拼搏，还仍然在理念上降格、在品位上看低。为了在今天的社会转型期，尽早改变这种落后的、不合时宜的观念，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在省委、省政府及省市经贸委的领导下，在会长冯根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丁惠敏等的积极倡导与艰苦努力下，已在组建机构、发展事业、调研立法、举办论坛和精品展览、出版书刊和保护品牌等方面，取得重大的进展和突破。如今，创建中华老字号博物馆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从央视播放的《大染坊》、《乔家大院》等电视连续剧及其友人的评论中得到启发，谨对此提点个人浅见，藉以抛砖引玉。
一、拨乱反正
很久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商者言商、商者言利，一直是我国传统中比较鄙视和回避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商业经济一直不占主要地位；另一方面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也一直没有给正当经营获取利润的行为以应有的尊重。尤其对旧中国的商业经营者，一直以“民族资本家” 、“买办资产阶级”相称谓，而这二者又都和剥削的概念相关联，因此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都只言对商业的改造、对剥削的揭露和对不法商贩的惩治，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文化。
创建中华老字号博物馆，使之成为一所活生生的大课堂，使跨世纪的民族品牌，使艰苦卓绝为之创业并世代延续、保持精良传统的老字号得以继承和弘扬、开拓和发展。这既为“拨乱反正”之所需，也为“正本清源”之所求，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好事。
这里有几个理论问题必须加以澄清。
一是为“言利求富”正名。我们一定要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来对“言利求富”的经营作风正名。晚清时期，特别是到了近代，“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潮一度为“农商并举”和“从商发家”的思潮所替代，这是与西方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输入，与人们在近代大变局中对传统“义利观”的重新审视与诠释密切相关。在重商思潮的强力冲击下，几千年承袭下来的儒家正统“义利观”开始逐渐在人们心目中贬值，求利求富的功利型价值观逐渐占据上风。对于商人来说，金钱既是他们职业活动的工具和日常生活之必需，又是其社会实践活动的尺度和归结点，对于金钱的追求不仅是合法的，更是合理的。市场经济的确是尊重人的“自私”，但每个人又必须意识到“他人也可能自私”，大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他人，如此自身的效益才能够有所保障，种种规则才得以确立并得到遵守，并且内化为人心中新的道德。这也可以被称为“排队的文明”。在今天环境下，未必非得要大公无私，见义忘利，毕竟那是一个很难企及的标高，理想性大于现实性；其实在我们思想的清澈源头，智慧者对此认识得也很通透，《周易》中就明确地提出：“利者，义之和也。”（据《丛林法则下，每个人都在挣扎》，见《联谊报》2006年4月15日）一切职业活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即使参与一种策划和某种管理也都是一种劳动的行为，从中得到一定的营利和报酬，这是正常的，也是天经地义的。许多中华老字号企业之所以得到延续和发展而成为长盛不衰的商家，就因为那些民族实业家精明、干练、敢于冒险、开拓进取和追求营利的结果。我们应当站在今天全面建设市场经济的历史新起点上，对上几个世纪民族资本的历史性挣扎给予新的考察和审视，给予新的解读和分析，并作出新的判断和结论。
二是对“正当经营”和“平等竞争”给予肯定。我们一定要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对以往商人的“正当经营”和“平等竞争”给予充分的肯定评价。晚清以来，包括民国时期，我国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和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少中华老字号的“创业者”和“继承者”，大多也都是贫寒之辈，他们与受压迫、受剥削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他们能“穷则思变”，在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情况下，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靠自己精明敏锐的经商智慧和经营才干，通过多次商战的回合拼搏，才一步步走向富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旧中国翻身求解放队伍中的一员。商场如战场，成败常在未知中。有的民族实业家本来也是“小本经营”，他们在对付同行倾轧、兵匪敲诈、列强称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等等恶劣的环境中，沉浮升降，赴汤蹈火，练就了自身过硬的功夫和本领，身怀绝技而变得大智大勇。
三是重新认识与评价买办。我们还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重新认识商人中的所谓“买办”。在近现代的生活语境中，人们一直把买办看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认为他们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在国人面前趾高气扬，是邪恶势力的代表，完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其实不是，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的买办是汉奸卖国贼，但那是极个别的，多数则是“海归派”。他们学习过外国先进的文化知识，并且心存良知，具有当代观念。有的为输入外国的先进技术而与洋人巧妙斡旋；有的从国外学得一手先进技术而愿报效祖国，我们不能一提买办，便以为一概都是唯利是图、全然不顾民族利益的败类。这里，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和评判（据刘晔原《商业题材的当代表现与颠覆性重构》，见《俗文学论文集》2006年3月打印本）。
二、以人为本
以前很多博物馆展览的，大多都以事件为主、以实物为主，往往忽视和看轻人物的作用和成就，对于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总是略而不提，或者语焉不详。由于我国的传统向来不注重事物的起源和来历，对它的创始者特别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氏和小人物，不是忽略不计，便是有意无意地归功于荒古不可知之人，或说“上苍的旨意”，或说“神人、仙人的赐予”，或说“某种意外的巧合或突然的灵感所致”。许多名、优、特产品，几乎都没有真正的创始者和发明人，人们要向他们学习和效法什么，也都不十分清楚。所以许多先贤圣哲的宝贵经验和知识积累，便被无形中堙没和失传了，这是十分可惜的。
创建中华老字号博物馆，我们要抢救这一笔巨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和遗产，让它们永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定格”，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一走进我们的老字号博物馆，便能懂得我们的先辈创业的维艰，守业的不易和拓展的困难，从而学到他们的精神品德，发扬而光大之。
中华老字号博物馆的办馆宗旨应当是：“树人存史保传统，自主创新谋发展”。下面几点应引起得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是要发掘和彰显创业者和掌门人的“以商救民” 、“以商救国”的理想。商战是人生的大舞台之一，它最为惊心动魄，也最是波澜壮阔。在商战中也最能表现一个商人的思想、性格、谋略和才干，所以中华老字号博物馆，与众不同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表现商人的心灵世界和道德风尚。有不少资料表明，中华老字号之所以百年兴旺，长盛不衰，就因为创始者和掌门人善于驾驭风云变幻的商海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出现在商家与商家、商家与家族内部，而且还出现在商家与达官贵人、商家与朝廷官府等极不相称的势力之中，甚至要与土匪、盗贼、兵痞、强人等这些不讲商家规则的势力反复斗争，与那些胆心怕事、见利忘义的胆小股东反复周旋，此外也要与商场中那些司空见惯的恶习譬如欺诈、蒙骗、以邻为壑、互设陷阱、大鱼吃小鱼等等展开既聪敏机智而又有弹性的斗争。一个商人如果不抱有爱国救民的理想，决不可能九死一生地坚持到底，一转念便可放弃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而“解甲归田”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所以一般老字号的领头人物，不是奇才便是精英。他们有的既是老板，又是慈善家。我们在办馆办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以人为本、发掘不同个性、不同经历、不同身世、不同成就的企业家，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物长廊”，以激励千千万万的后继者。
二是发掘与弘扬儒商的“仁义”品格和“共赢共利”的观念。中国的商人一般有点文化，不但能识字断文，有的还能赋诗作对，他们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化和熏染，即使在激烈的商战中，也还遵循“过犹不及”和“穷寇勿追”的人生智慧、处世谋略和“仁义”为代表的浓厚的传统道德意识。例如有的老板，在发迹之后，并不“一濶脸就变”，他们奉行“糟糠妻子不下堂”，对结发妻子的爱情始终不渝。有的老板始终充满仁爱情怀，奉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信条，对自己手下的雇员和工人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有的老板在竞争中想方设法一定要战胜对方，然后却不把对方逼上死路；有的老板奉行“不打不相识”的江湖义气，即使是自己的对手也能最终宽容大度而成为朋友和合伙人。总之，我们在发掘史料、把握人物特点时，一定要深入他们的心灵，对他们所作所为的思想文化背景，入木三分地加以领会和把握。
三是要发掘、弘扬与推广“以德经商” 、“团结经商”的理念和作风。以德经商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但其中的核心思想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勤劳致富，正道赚钱”。无论过去和今天，有多少人由于生在穷乡僻壤，一时难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便只好离乡背井，外出打工和经商，走南闯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节俭，养家糊口，日积月累，才慢慢地发家致富。所以过去的很多商人，并非在左倾时代所称的一概都是“奸商”，相反，他们中不乏诚实忠厚，受过“仁义礼智信”的熏陶而具有一定的儒者气质。以德经商，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团结经商，特别注重同乡、同行、同业的团结互助，而不互相倾轧，力做“霸盘”。俗云：“一株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所以个人的发展往往是与群体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国商人注重危难时的互相扶持，更注重孤立与铲除害群之马。此外，以德经商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诚信经商”。过去在旧社会有句老话，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抱着“诚信为人，正道成事”的信念，才能在闯荡江湖时不受或少受挫折。所以成功的老板，往往都有健全的人格，不论遇到何种情况，即使身陷绝境，也都不会做出有损人格的行为。有许多资料表明，不论京商、晋商、闽商、徽商和杭帮、宁波帮，都有大仁、大义的典范人物，他们有的外形狂放而本质忠义，有的外表执拗而心地宽濶，而有的更重主仆之义和朋友之道，有过不少以“义”相待和以“诚”相待的动人故事。这些，都应当是中华老字号博物馆所重点展示的富有传统商业文化特色的内容。
三、厚今薄古
大凡考察、审视和梳理中华老字号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遭遇和经历，无不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最初阶段，一般成功的商人差不多都是穷孩子出身，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才有所发展，为的是养家糊口。这一阶段大致是清末民初。后来大江南北才开始出现经营型、开拓型的商人，他们虽初获成功，但往往受到权势的干扰和迫害，以至于民族敌人的破坏与打击，往往在痛苦中艰难挣扎和拼搏。这一阶段大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和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之下。再后来便出现讲求商业智慧、公开追求商业规模化的成功商人，他们往往在商战中表现出独特的经商能力和真正的诚信立身的优秀品格，他们在世言德、在商求信，在人讲义、在友认情，具有高尚的道义。
创建中华老字号博物馆，除了发掘与弘扬上述各个阶段的商人经商的艰苦历程之外，重要的是要厚今薄古，让历史古为今用，从而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创新时期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文化。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重视行业建设与行业发展。个体小商贩，小打小闹，已经不是今天的主流商业，在“团结经商”的旗帜下，以中华老字号的品牌为龙头，以新创的博物馆为平台，积极开展各行各业的协会活动，努力于各行各业的建设与发展，应当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这里，重要的是发掘行业历史，弘扬创业精神。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谓“行业”，就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而出现的经营性和专业性的生产部门。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发掘行业的历史，能增强人们的职业自豪感和创业自信心，启示人们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得持续发展。拿杭州来说，过去不少行业都建有自己行业的神庙。例如杭州的丝绸业，相传唐朝宰相褚遂良（杭州人）的后裔褚载，“得机杼之巧，归传里人”，使“杭城机杼之声，比比相闻。” 褚氏于是便为丝织机坊业所推崇，在褚家堂（现为忠清巷）设立“通圣土地庙”来祭祀他。并奉轩辕氏黄帝和嫘祖为机神，逢年过节都有祭祀的演戏敬神活动。有的还同时举行学徒拜师，或授以行规业约，有的还利用祭神活动来商议谋事，进行有组织的团结斗争，或要求增加工资、或改善生活待遇、或保障自身权益等等。如今我们的行业经过家族企业——公私合营——国有企业等多种体制转换，当前又面临着市场经济下的转型和发展，我们的行业协会又有许多新的创造，诸如开会进行业务交流，商议提高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研究拓宽市场或进行产权和股份重组等等。行业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经济史、商业史。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古人留给我们的历史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可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创造和发展，对于我们的后人来说，这又是一笔更大更为珍贵的财富。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历史高度，让我们这一代人以更加辉煌的业绩留给历史，传给后人。
二是重视老字号企业生命周期规律的探讨与研究。据有关数据显示，原商业行政部门认定的1600多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中，目前只有10%的企业通过各方扶持和改革创新，经营良好，焕发青春；而有70%的企业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发展令人堪忧；还有20%的企业受到体制、产权、人才等影响，长期处于亏损的困境。所以绝大多数老字号的情况很不景气，而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和振兴，莫过于老字号企业自身加强对企业生命周期规律的探讨与研究来得更为便捷和有效，以便寻求战略性对策。
假如世界上真有什么使企业“长生不老”之药，想必每个企业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然而企业肌体的抵抗力实在太脆弱了，好比行驶在茫茫商海中的一叶孤舟，随时可能被巨浪吞没沉入海底，永劫不复。怎么办呢？惟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掌握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规律，并采用“周期战略”，谨慎对待。人们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指“天时”，也可理解为时机，“人”，指“人谋”，可理解为计谋、策略；企业战略就是人谋的产物，只能选择最佳的时机，亦即周期战略，才能成功。对于90%的老字号企业，都应当及早地为企业把脉、诊病，切中时机，采取一定的战略、策略。新创的中华老字号博物馆，其厚今薄古的办馆方针，就应当把各家老字号的生命周期绘制出一个科学发展的图谱，这才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三是抢救与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包括我国的昆曲艺术。此后，教科文组织每两年宣布一次这方面的代表作。所谓“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指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传统和民间文化表现形式。2006年，文化部向社会公布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全国共有501项入围，其中杭州有7项，包括传统医药方面的胡庆馀堂丹药制作工艺，手工技艺方面的张小泉剪刀锻制技术，美术方面的西泠印社金石篆刻等。这些虽有一定实物依托的传统文化，却大量表现为操作、传播和传承过程中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一旦失传，其损失是惨重的，也是无法挽回的。这些遗产，在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其储存和蕴藏量相当丰富。所以创建老字号博物馆，首先应当把这一项抢救和保护的工程列为重点。
这里，最主要的是要做到以下四点：一是尽早把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变成物质的，如录音带、录像带、图片、现场表演和示范，使人可看、可读、可品、可仿，感到它的珍贵和经典而促成它的传播和传承；二是要摸清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造成这些遗产消亡的因素是什么，从而采取“围追堵截”的有效方法加以阻止和延缓它的消亡。三是要有一定的法制保证它的不被破坏，；四是用现代高科技的手段来加以保护。而把它们集中到博物馆进行“定格”的处理，也是至关重要的。而真正的保护，则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得新的发展。
至于中华老字号博物馆的选址、规模、设计、布置、征集、收藏、陈列、讲解和参观等具体事宜和细节问题，虽然也是当务之急，但不是本文的论列范围，容后再做探讨。老字号博物馆采取“三级制”即国家级的场馆、省市级的街区和原有的企业，都可以社会资源转化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办法来加以利用。同时也参照国外的有些做法，用高科技的手段加以录制和展示，使之广传远播、代有承继。这方面的工作，浙江是有基础也是有条件的，应当不断开发、不断创新，力争干在实处，而能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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